怕 见 老 乡
那日上午去文友家小聚，没想到邂逅阔别了整整三十年的老乡。老乡是文友的贵客，三十年前，他们是和睦相处只厚不薄的紧邻。我与老乡见面，彼此都迟疑了一会儿。一见如故的惊喜和浓浓的乡情是在熟识后才有的。老乡，真有老来福，尽管身子骨有些脆弱，但她那种坚强劲儿仍不减当年。老乡是我的长辈。我记事开始，父亲让我称她为表姑。她是土生土长的挡鱼人。她的丈夫是一位人民教师，家住郧县的汉江边，70年代在堵河支流挡鱼河任教，从此在这偏远的山区扎下了根，一干就是20多年。老乡没吃上公粮，但她是家乡出众的内当家，在生产队上挣工分吃饭的年代，她家正拉“娃娃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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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秋，老乡的丈夫喜得回郧阳任教的机会。搬家那天，全生产队的乡亲都给他们送行。那年代，挡鱼没有通车，乡亲们肩扛背驮，送行至10多公里外的山路口。当时我已22岁，家里贫穷，穷得连干活的农具都买不起。老乡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临走的头天晚上，她把我特地叫到家中，送我几把半新的锄头。老乡送我锄头，是长辈对晚辈的勉励和信任。我当时感激不尽。因我是农民，种地需要农具，农具就是农民的武器。老乡走了，带走了她的家当、儿女和一丝丝乡恋。这一走就是三十年。三十年间，她想过多次要回挡鱼老家看看，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完成心愿。据说，搬家没过几年，老乡的丈夫就去世了，是患急症倒在讲台上的。老乡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都是大学生，都有满意的工作。
老乡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人，饱经岁月沧桑，显得老练与严肃，见了我少了客气，还像当年的长辈表姑，一点没有变。她直言慷慨地问我现在混得咋样。我也直言地回答她：老父去世多年，母亲健在，我的那一亩三分地还种着，当个农民还算够格。听我这么介绍，老乡欣慰地说：“听说你这多年在坚持写作，曾在乡政府做过宣传干事，现在在村上任职，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我说：“是的，可根本的职业还是农民。”说到这里，老乡的情绪有些激动，脸上的严肃变成了笑容。她说，“现在政策好，当农民也照样过生活。三十年前，我送你锄头，并不意味我说你没出息。你可记得，那年代家家贫穷，有饭吃就是好家。我总喜欢你，当时没啥好东西送给你。我们一家搬回郧阳城老家，用不着种地，才把锄头给你的。”午饭后，老乡不想歇息，要求晚辈们陪她去户外转转。我知道老乡是要看看老家的变化。从东边到北边，老乡走在宽敞的水泥路上，她忆起了当年这段黄泥巴土路下雨难走的情景。在竹园，她驻足了很久，眼见的是一栋栋亮光光的楼房，三十年前的破旧大杂院不存在了，老乡似乎感到惊讶。她问我这些楼房啥时候盖的，我说，近几年。在挡鱼小学外场地上，老乡特让儿女们拍些照片。这所小学曾是他们老爸工作多年的地方，也是他们启蒙的母校。这次回来，看母校、祭祖，是老乡领着晚辈们的重要目的。
怕见老乡，也许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吧。于我而言，可能是自卑感在作怪。不难看出，与老乡叙旧，陪老乡走动，我都有那么一种拘束感，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也就在那天下午，一起去祭祖扫墓的时候，我不辞而别了。老乡心目中残存的黄泥巴土路、农家草屋、列架房、土木校舍……那些旧影像也已消失。怕见老乡，是我这次邂逅老乡的感受。其实我谁也不怕，那种暂时无奈的感受在回家后不久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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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本庆，退休村干部，新闻与文学写作爱好者，湖北省作协会员。在《堵河》《十堰作家》《武当风》《陕西文学》《中国社会报》等报刊媒体发表文学稿件100余篇，现住楼台乡挡鱼村。本文发表于《堵河》201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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