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连长扑在身下

熊德和/口述 作者：袁斌/整理

　　那年冬天，我正在地里薅大蒜，邵家珍动员我去当兵，我把锄头一扔就去了。到了宝丰街，看到参军的人不少，有的已经发了羊肚子手巾，斜系在头上，我就找他们要，领队的马上就给我们新来的买了，一人买一条，我连忙也斜系到头上，高兴的和什么样儿似的。

　　在宝丰验了一次，还要到竹山城再验一次。领队的柯玉海说，在竹山就算是验不上，回来也有半升大米，那时候大米可稀罕，比现在的100斤米都金贵。到了竹山城，我们到北门坡站队，两个同志验，一个拿棍儿比高矮，一个拿本子记，拿本子的听说是部队上的老营长，问我们想去县大队，还是郧阳军分区。问到我时，我悄悄踮着脚，大声说：“不管去哪儿，就是解放台湾我都去！”

　　验上后，老营长让我把一双牛皮鞋拿着，我以为是给我的，就穿上了。那鞋底有铁，我们又住在砖房里，“叮咣儿”一趟过来，“叮咣儿”一趟过去，二球二球的。

（网络配图）

　　出竹山城要过南门河，上船后站稳了，回头一望，我大哭了一场，我晓得要到朝鲜去了，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我的母亲六七十岁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过这条河，能不能再看到我的母亲......

　　我们沿堵河向下走，走着走着，我发现自己很不走运，发的碗没有系绳子的窟窿眼儿，发的衣裳没有扣眼儿，走到草店，夜里又哭了一场，我才17岁啊，想妈。老营长听见了，说：“小鬼，哭啥呀，到了部队上，比妈还好！”认真想想，没眼儿也不是事儿，拿根铁丝捅捅就行了。

　　我们在郧阳过了春节，又继续走，走到安陆市花园车站的时候，正式给我们发军装，背包、挎包、绑腿、解放鞋……都是崭新的，我兴得一蹦八丈高。又领了压缩饼干、馍馍，粉丝还有筷子。饼干好吃，但不能多吃，我们把饼干包到背包里，坐火车的时候都把背包当垫子坐，等到了东北，饼干都成饼干渣了。

（网络配图）

　　我们在东北训练了1个多月，4月份又往前开，先是到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休息了3天，每人发了4个手榴弹、一杆枪和45发子弹，还有3斤半的被子和大衣。天黑了我们就过了鸭绿江，我们的老班长郑斗富心疼新兵，平时总是帮我们背枪，有时候能背12支枪，累到汗流浃背的。我们坐了三夜火车，路上敌人不停地丢炸弹，有一次看到一列火车被炸得脱了轨，有节车厢滚到沟里。路上经常遇到敌人，虽然仗不大，但感觉天天都在打。有一天正在打仗，敌人飞机来了，飞机那东西厉害，大转弯的时候牛哞样的怪叫，过来就丢炸弹，那炸弹像波浪鼓子一样哧哧溜溜地转，快到地下了，不转了，直直地砸下来。我们连长叫刘怀，我是通讯员，我看到连长还没卧倒，连忙把连长扑倒，趴在连长身上。炸弹爆炸时离我们丈把远，把我震晕了，住院20多天才痊愈。我这回立了一个三等功，结果照相的时候眼睛眨了一下，照成了盲人。

　　这一仗过后，我们到东海岸元山驻防。我们修铁路，美国飞机不停地炸铁路，各种物资都运不过来，眼睁睁看着粮食翻起河里，我们却三两天吃不上饭，吃上一片连肥带瘦的肉就像过年，饿得眼睛都灰蒙蒙的，但我们都不当回事。有次敌机飞过来，我和两个战友躲到悬崖下，一个战友叫胡义德，绰号聋人，一个战友陆同洲绰号叫麻子，我叫熊毛。胡义德指着崖外的牛，跟陆同洲开玩笑说：“你要怕死，就躲到母牛屁股下头去。”话音未落，飞机上机枪扫射过来，牛尾巴被打断了，还掉在地上还弹了几家伙，你说巧不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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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6月，停战谈判开始，我们就修路架桥，保卫铁路。1953年7月，正式停战了，不打仗了当然好，要打我们也不怕！你美国愿意打多长时间，我们就打多长时间，美国打仗是为了卖它的军火，我们打仗是保卫和平。回国的时候，我们在介川与牺牲了的战友告别，我又哭了，我们回国了，他们却永远留在了朝鲜......

　　我们回来后，先到陕西渭南学习培训，准备建设大西北，突然又接到命令，要准备解放台湾。部队开到广西，修建广西黎塘镇至广东省湛江市的黎湛铁路。1956年8月18日下午5点钟，我填表入党，这个日子我记得清楚，这是党性问题哦。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指导员邢世昌和战友陈社贵。

　　1957年6月，我复员了，坐车坐到得胜。我们坐的不是客车，叫代客车，下车后，我围着代客车转了三圈，仔仔细细地看。那时候竹山县除了汉白路，哪里还有公路？更别说汽车了，没想到现在汽车开到院子里来了。前几天湖北交投公司把我带到溢水高速上转了一圈，听说从竹山到十堰连2个小时都不到，我转了一圈，等于上了一堂课。真是做梦都做不到这样的梦！这是习近平主席说的中国梦！农民不交农业税了，住的是楼房，出门有公路，电灯电话都有了。竹山城过去有几个厕所我都晓得，现在要是去了，路都不会走了。

　　这么多年来，国家一直照顾我，又发津贴，又发养老金，还有高龄津贴，前年疫情来了，我捐了1000块钱，后来市里把我评成“最美退役军人”。其实我想得简单，疫情防控是一场大仗，我这个老兵也要出点力，国家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时刻要装着国家。事实上我们国家管得多好，要是跟美国那样管，那得死多少人！

　　我今年90岁，死也死得了，就是想看到收回台湾，不过，看不到我也放心，台湾是一定会收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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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县融媒体中心。本文发表于2022年《堵河》第五期。

　　闵欣，深河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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