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沙洋新石器时代城河遗址考古项目又有新收获！
11月29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城河遗址的重要新发现：城河遗址新发现“水坝”遗存距今约5000年，推测用于旱时供水、涝时排水。相关发现见证了长江中游先民的治水智慧，为史前治水研究提供重要新材料。
史前治水模式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地处长江中游的城河遗址是否存在水利设施？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重大项目支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带着课题对遗址进行了持续发掘。
城河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彭小军介绍称，城河遗址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重要城址，城垣及以内面积约70万平方米，已发现城垣、中心“广场”设施、大型院落式建筑、城外墓葬区等重要遗存。此前发掘还揭示，城内有人工水系，且已发现3处供水进出的水门。
考古工地的展板展示“城河遗址城垣水系结构图”（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海冰摄）
城河城址依水而建，城河及其支流从城外流过。但城址与城河支流之间有一片高岗，如何让城外水资源穿过岗地入城？彭小军说，带着这一疑问，考古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合作，对城河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测和建模分析，并会同年代学、环境考古等领域专家，对若干疑似水利设施的垄状堆积进行综合调查和分析。
“水坝”遗存航拍（红色箭头部分）（城河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经系统勘探和对十四处垄状堆积进行解剖，在城外东北部的泊阳湖、邓关台地点，发现一处明确为屈家岭文化的人工堆积。该堆积隆起于地面，横跨城河支流河谷，南北长260米，东西最宽处为39米，地面可见最大高度为6.5米。结合勘探信息，推测该人工堆积为屈家岭文化的“水坝”设施，距今约5000年，用于拦截城河支流水资源。彭小军称，“水坝”将城河支流的水位抬升，形成事实上的蓄水区，水资源借助岗地处的人工沟渠进入城内，旱时供水，涝时排水。
联合考古队开展微地貌勘探和观测（城河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刘建国研究员指出，城河先民修筑“水坝”，拦截自然河道，有效防旱、排涝，合理调度水资源，是江汉平原史前治水文明的杰出代表。城河遗址的考古新收获，为探索长江中游史前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实践提供了重要资料。
彭小军介绍城河遗址地形地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摄）
彭小军说，巧的是，在史前“水坝”遗存几里开外，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龙垱水库仍在使用。引江济汉工程的汤汤江水，则滋养着遗址所在的沙洋县，“可见，江汉平原治水历史源远流长，古今用水智慧一脉相承。”
城河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彭小军称，城垣是城址的核心要素，是区别史前城址与普通聚落的重要标志。系统的考古工作揭示，城河先民因地制宜，筑城时借助自然岗地，使城垣完整环绕聚落，同时深挖环形壕沟，拱卫城垣。透过解剖发掘可知，城河先民在建造城垣前，曾点燃杂草灌木，对地面进行过平整处理，可以想见，当时先民“披荆斩棘”筑城的场景。
考古发掘显示，城河遗址城垣及以内面积约70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已在长江中游发现史前城址20余处，这些城址大小不等，从洋洋百万平方米到区区数万平方米。石家河城是迄今所见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内城面积至少120万平方米。较小的城头山，城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专家认为，约70万平方米的城河城，正好弥补了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研究的空白。
今年9月至今，考古队对城河遗址新发现的疑似人工堆积实施解剖性发掘，从已暴露的部分堆积特征分析，不排除其为早期城垣的可能性，其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在彭小军看来，不断探寻未知、揭示真相，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此前，考古队在城河遗址内还发现了人工水系、大型院落式建筑及附属设施、中心“广场”设施及与祭祀性活动相关的特殊遗存等。
彭小军说，这些大型工程的建设，需要在选址规划、人力调动、资源保障等方面有着强大的控制力，意味着长江中游史前聚落形态进入了新的阶段。
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发现墓葬300多座，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史前大型墓地发现较缺乏的空白。考古发掘揭示，城河遗址墓葬棺具明确，葬俗独特，贫富分化明显，10平方米左右的大型墓葬有7座，随葬玉钺、石钺、象牙器、漆器等重要器物。大型墓葬头向一致，均指向城址，中小型墓葬围绕大型墓葬呈单元状分布。
彭小军称，在对墓地持续进行发掘和研究中发现，出土葬具大小不一，形制结构复杂多样，长方形边框构成的板棺和整木掏空的独木棺，两类截然不同的葬具均被使用。可以窥见，王家塝墓地承载的葬仪丰富多样，埋葬制度有“大聚集、小分散”的特点。
彭小军认为，这些现象揭示王家塝墓地应为供整个城内居民使用的大型公共墓地，这与此前发现的多个血缘家族并立的墓地不同，反映出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并存的整合形态。
已有研究表明，在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演进过程中，崛起于汉水东部的油子岭文化与峡江、洞庭湖西岸的大溪文化，有过对峙，而城河城所在的汉水西部正是二者长期拉锯的核心地带。发展至屈家岭文化时期，汉水西部修筑了城河等重要城址，人口数量进入高峰，甚至间隔不到5公里就有一处聚落，城河城周边更是出现附属聚落群。
彭小军认为，聚落数量的突然增加、崭新城池的拔地而起、公共墓地的规划有序、墓葬葬仪的丰富多样，很难从人口自然增长的角度得到解释，因而推测城河城的出现，与人口的迁徙和汇聚有密切关联。
彭小军称，在距今5000年左右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中华大地发生过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和文化融合。对城河遗址墓葬的持续发掘、研究，为解读当时人群迁徙和文化融合，提供了新证据。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在署名文章中指出，距今5100年左右，长江中游地区社会普遍加速发展，初步进入文明社会或者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周课题）项目组组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称，持续的考古工作揭示，城河遗址是一处高等级史前聚落、汉水西部重要的区域中心，是距今5000年左右长江中游的文明曙光。新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史前区域文明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发展历程，提供了珍贵的实证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