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低调而又隆重的纪念活动。

低调，是因为参加纪念的人范围不大，家属并没有“广而告知”。隆重，是因为参加纪念的人分量很重——

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建国、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四任国家主席的子女：刘源（刘少奇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李平(李先念之子)、杨绍明（杨尚昆之子）以及数十位开国元勋子女出席了纪念活动。

被纪念的这位逝者，离开我们已经近30年了。他是中共党史上一位重要人物，37岁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不到50岁出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年龄稍长的群众至今说起他，还会亲切地叫一声“我们的王书记。”

1954年，长江特大洪灾，召集武汉防汛总指挥部会议

1959年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他壮年时成为中国政坛一颗新星，却遭江青一伙陷害，身陷文革冤狱近10年。虽背负冤屈，却从未改变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宁可牢底坐穿，也不向野心家们低头。

他“四套班子”走遍，文革后先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为拨乱反正、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解放与发展农业生产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就是王任重。今天，是他诞辰100周年的日子。

年轻的小伙伴或许对他名字不太熟悉，但大家一定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的好干部标准：忠诚、干净、敢担当。纵观王任重的一生，可谓是给这三条标准做了最生动的注脚。

1980年中央书记处成员合影，左一为习仲勋，中间为胡耀邦，右一为王任重

1981年，王任重（左一）和王震（左二）一起陪同邓小平同志在新疆

王任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群众、对同事、对亲人多次谈及：如果身后党能够评价我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就满意了。

对于“合格”的含义，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同志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这看来是任重同志的谦虚，其实正说明任重同志十分认真地对待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折不扣地达到这个标准。对于一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含义十分深远。‘合格’二字，就说明了一切。”

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也曾回忆道，任重与人交往如清风幽兰，再好的朋友也是君子之交，从不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那一套。他从不恭维人，也从不在家里请客吃饭，就是对毛主席也这样。那年毛主席离开武汉时，湖北党政军要员动员他去送行。他说：“主席叫我去我就去，没叫我去我就不去”，很有点文人的傲气。

1958年陪同毛泽东主席横渡长江

事实上，毛主席喜欢湖北，每年至少来湖北一次。在湖北期间，王任重作为地方领导人，从未单独宴请过他。

以“合格”标准要求自己，同样以“合格”标准带动身边人。有一次王任重去某地视察，中午饭菜非常丰富。他指着一盘虾仁炒鸡蛋说：下次炒鸡蛋不要放虾仁。后来一餐饭又上了一盘虾仁炒鸡蛋。王任重很不高兴，问这是怎么回事。原来，炒鸡蛋不放虾仁，达不到接待标准。王任重生气地说：“现在你接待的是我，不要考虑什么接待标准。”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王老向来平易近人，这是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发脾气。

王任重（左一）陪同李先念同志在湖北襄阳视察

王任重（右一）考察水利建设和乡亲们亲切交谈

王任重（左一）在孝感县卧龙公社金星大队参加劳动

王任重的孙女王小节女士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爷爷鼓励她说：“我的节节学习好，以后一定能上大学，可现在的学费真是越来越贵了，将来把爷爷的砚台卖了，给你交学费吧。”

王小节每次回想起爷爷的话，总会鼻子一酸：“谁会相信这个级别的干部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中学时期的王小节和爷爷合影

1982年王小节与爷爷在中山公园

对于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而言，敢于解剖自己是难能可贵的。王任重对于他个人的缺点和失误，从不隐讳，不但向中央、毛主席检查，一有机会也向干部、群众检查。1952年有一天，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在“读者来信”一栏，刊出了王任重的一封信，原来是他为写字潦草，使人家不好辨认，公开作自我批评。事情虽小，足以看出他的作风。

宋平同志曾说，面对自己的工作失误，王任重没有为了维护“威信”刻意加以掩饰，而是主动在会议上、组织生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诚恳地做自我批评，并立即见之于改正的行动。王任重曾多次说，一个人即使因为做工作犯了错误，也比不做工作不犯错误好，对共产党人来讲，不做事本身就是一种大错误。

在文革中，大文痞姚文元构陷王任重“美化帝王将相”，因为王任重把自己阅读《资治通鉴》时写的一些笔记和杂感发表在湖北省委内刊《湖北通讯》上，供干部们学习交流。事实上，他的动机是想帮助干部们多学习一点历史知识，总结“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倡实事求是和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笔记中谈到的如何防止个别干部腐化堕落、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观点，至今仍然发人深省，值得各级领导干部认真思考，长安街知事APP也从家属手中拿到了这一珍贵的资料。

虽然王任重已经逝去近30年，可他似乎并没有走远。因为从他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民主生活会、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八项规定”、看到了那个年代的群众路线、看到了那个年代的“两学一做”，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家风，对什么是“合格”的共产党员有了“画像式”的认识。

正如李建国同志在纪念活动的发言中所说：“我们纪念王任重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光明磊落、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来不搞特权、不谋私利，从不讲生活待遇，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道德风范。”

1992年3月，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召开前的两天，时任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在任上突发心脏病逝世。逝世前的一个月，他还在外地考察，并投入了大量精力筹备政协会议。躺在病床上，他还在关心一位政协委员个人的医疗问题。

春天来了，盼望春天的人却匆匆离去。王任重生前曾表示：“我死以后，不要搞遗体告别，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报上发个消息，让大家知道。评价中保留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就可以了。”

他的子女按照王任重的意愿，同时考虑到两会召开在即，不给组织添更多麻烦，丧事一切从简。他去世后不到54小时，遗体在八宝山火化。

万分悲痛的家属对组织上说：“现在不向、将来也不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一切听从中央安排。”

1992年3月18日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开幕，全体与会人员向王任重同志默哀